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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医师协会-协会工作--自律维权-信息阅读
缓解医患矛盾,医改、建章立制与教育引导三管齐下
——王向宇:龙门等伤医事件引发的理性思考
添加时间:2015-12-9  信息来源:广东省医师协会  信息作者:童少波  阅读次数:3528

    “人神共愤!”“我希望向伤者发起募捐活动!”龙门伤医事件发生后,在一些医疗及医师的微信群里,广大医务人员同仇敌忾,群情激昂。暨大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向宇教授更是义愤填膺,并发出“世风日下,当代悲歌”“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悲声。
    一个月后,当我致电王向宇教授,请他就龙门等伤医事件及目前令人堪忧的“医患关系”代表医师们发声,阐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时,他欣然应允,并回归到相当理性的层面,从患者、医者、政府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当下医患矛盾的深层思考及他认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药方”。

患方:对医学有认识偏差 鲜有健康预算

    “我4岁的时候,就随着被打成黑帮而下放的父母,落户在在江西一个叫‘茅棚子’的小山村,是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相伴着长大成人的;直到1981年考取大学,我才离开那个地方,后来成了医生。我父母也是医生。所以,我对中国农村,对农民,对农村的缺医少药非常了解。
    “1965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当然现在我们要把农村这两个字改过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不光是农村。”
    王向宇认为,现在中国基层,依然缺医少药,这是老百姓的看病现状。
    他提出,对于患方而言,还有一大问题,就是老百姓所受的医疗卫生教育严重缺失。
    “我们小学、中学和大学课本及课程设置中,有关身体健康、卫生教育、医学知识的内容少之又少。由于缺乏教育,老百姓对医疗不了解,对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了解,没有科学的疾病观,头脑里充斥着的是理想化的观念,认为进了医院,花了钱,病就会治好,就应该治好,尤其无法面对死亡。这样,就对医学、对医疗行为,产生了偏差。”他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假医疗及其宣传有市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神医’出现?这体现了医疗常识的严重欠缺。”
    “还有就是经济问题,看病要动用大量的钱,本来是留着钱买房,用钱创业的,突然来了一个医疗开销。就受不了。”王向宇话锋一转,又回到“受教育少”的“症结”上,“也正因为缺乏教育,很多家庭在医疗上投入少,没有把医疗花销列入人生的必要预算;有的甚至医保也不愿意去买,或者断断续续。”
    他笑道:“女士们宁愿花一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包,也不愿意花一千块给脑袋做一个体检,拍一个CT或磁共振。为什么?前者是生活享受,后者没这笔预算,因为没有危机观。”
    王向宇指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要有民众的全面参与。大家有共同责任。大家都应主动去买医疗保险,以及商业保险。只有保险广覆盖,支持强度大的时候,老百姓看病,才会看得起,才会看得心安理得。”
他指出:“杀医、伤医行为固然可恨,行凶者也理应受到法律惩处,但我们更多的要去关注驱使行凶行为背后的原因。”

医方:医疗资源医师水平不均衡 人文教育亟待加强

    王向宇说,中国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医生,但医疗方面有两大问题,一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二是医生的水平,差距很大。
    “医生水平为何差距大?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医学生学制混乱,3年制、5年制、6年制、7年制、8年制都有。第二,毕业进医院之后,继续教育尤其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欠缺,没法实现均质化培养医生。第三,各级医院平台、经济投入、设备条件不一样,一样级别的医师,水平还是有差别。就算是同一个医院,个人临床实践和所受的再教育程度不一样,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医学教育的后续,关键在于专科医师培训,需要专业化、均质化!
    “医疗还有一个管理体制问题。有些医疗机构为完成医疗目标,实现经济增长,完成任务总量,急功近利,直至争夺病源,千方百计留住病人,使得转诊制度难以实施。例如,病人脑袋上长了一个瘤,‘哎呀,我们医院也能做的。’实际上呢,水平可能不能恭维,经验严重不足,但就有敢拿生命开玩笑的——这就是老百姓看病经常走弯路的一个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医院重视医疗数量,而忽视了医疗质量。”
    “我们医师队伍的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也要补课,与时俱进。现在的医生、医院,不能停留在光为病人服务了,服务还要向病人家属作适当延伸,就是说,向社会做延伸。”他说,“我觉得,我们每看一个病人,不仅要看他的病,还要关注他对这个病的基本认识、他的支付能力、他家里有什么问题,即每个病人就医背后的问题。”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至少在中国,医生要将为病人服务,向为家属服务延伸,这样能够解决很多医患矛盾。”

政府功课:医改、建章立制与教育引导

    “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逐利行为,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小诊所,那些挂正式牌照的“假”医生,谁允许他开业的?谁在监管他?看看他们的医疗执照,也是盖了管理部门的印章的。那么执照是谁发给他的,发之前有没有进行评估,怎样进行专业认证的?这种管理的缺失就牵扯出了我们对医疗体制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相关思考。”
    他认为,改革开放前,政府及职能机构几乎包办一切,改革开放以后,医疗基础保障被推倒重来,医疗行业市场化,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变,这样,政府为民的承诺很高,而市场化的医疗行业兑现这能承诺的效能就大打折扣,这就形成巨大的反差,群众的确有很多怨言。在一些患者眼中,原来的白衣天使“不见了”,医疗逐利行为弥漫。当治疗效果不满意时,医患矛盾发生概率就大,伤医也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政府的问题。回过头讲,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王向宇认同,中国还是要通过改革解决过去的医疗体制弊端,同时,他强调,对于群众(或者说患方),政府应该加以引导,进行科学的医疗常识、健康观念的教育;对于医者,则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医师专业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制度。
    王向宇还提到,应当建立医疗的第三方支付体制,让保险公司来扮演这一角色。“政府对患者的补贴,不应直接补贴到每个病人身上,而是对其购买医疗保险实施补贴;而医保局则负责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应当通过制度引导,让所有人都参与到保险中去。”

    “龙门伤医事件及近年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悲剧性事件,全社会都要进行反思。我觉得要实事求地去分析问题,并去做实事求的教育引导工作,做好医改及建章立制工作,并做好包括专科医师培训在内的医师继续教育工作。我认为,医患关系的根本改变,就是要理顺医方、患方、政府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理顺了这些,中国目前的就医环境才能够改善,医患矛盾必然全面缓解。”王向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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